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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好汪精卫谈清末新政成败汉人都该反对

2020/09/17 14:12

汪精卫谈清末新政:成败汉人都该反对(驾车和用车会有很多的致命陋习需要我们注意!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1)

《远腾报告》是一份日本情报人员给本国政府的情报汇总,远腾久吉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立宪派急于实行宪政的心态:

立宪派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,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,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。宪法一经制定,国会一经成立,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,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,国债可以偿还,军备可以扩充,国力将进而充沛,人民权利将被恢复。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,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。转引自(美)周锡瑞:《改良与革命 辛亥革命在两湖》,第115页,中华书局,1982年版。

张謇是清末宪政改革的坚定饯行者,杨度则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对宪政理解得最为深刻的理论权威。杨度认识到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,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,普鲁士次之,日本最低。他把这种差异归结于人民力量的大小、君主让步的多少。而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国会召开的早晚。所以他主张速开国会: 必有国会,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。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另加之于宪法范围之内,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。 并认为开设国会为 唯一的救国方法 。《杨度集》,第398页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6年版。

杨度直言: 假使人人起来力争开设国会,日本亦不足虑,直可成为普鲁士。 他宪政理论着作《金铁主义说》影响深远,为他自己也为君主立宪学说赢得了大量的信徒,这些追随者基本上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。当时的很多立宪派人士认为,宪政制度是一种无条件适用于任何社会和国家的政体形式。

但是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:在西方社会,立宪制度是在商业社会成熟和各派政治力量(包括体制内外的力量)充分妥协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。体制创新虽然可以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,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依托,而在清末新政期间,人们更为关注它的人为设计因素,认为一个社会和国家只要速立宪政,就会立刻达到国富民强。在这个意义上,立宪派中有不少人和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的想法相同,甚至比他更为激进。

官僚层中也不乏有人持有这样的迫切心境,工部员外郎刘桪的奏折颇有代表性,他是以日本的强国之路作为论据:

彼则仿效良法,急取直追,不遗余力。我则审慎迟回。兹所以一有效,一无效也。我国每举一事,必曰试办。若宪法者,泰西行之有效,日本师之而亦有效,圣人复起不易斯制,但当实力奉行,不必故为尝试。譬诸病症已审,方书已具,药力一到,沉疴立起。亦何容稍事疑畏以自误乎?《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》上册,第340~343页,中华书局,1979年版。

如果不察发此言论之人的身份地位,单从内容来看,这无疑是一位激进者的主张,他认为立宪政治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行政体制,如果再耗时预备试用,简直是贻误战机,朝廷应该当机立断,就可以药到病除。

在这里, 每举一事,必曰试办 也成了他对政府批评的依据, 药力一到,沉疴立起 一语一方面显示了这位中央级官员救国强国的迫切心理和坚定信念,以及宪“飞赛乐”西沙探梦成真政理念已成社会共识的事实 这是可喜的一面;另一方面也表明清末宪政改革的基础十分脆弱,在没有培养出成熟的宪政氛围之后就进入操作层面,必然要面对如此的窘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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